帶著月亮走--當女性文學遇上國族認同

 

廣義而言,女作家的一切作品都可稱為“女性文學”;具體來說,“女性文學”特指女作家反映女性生活的作品。近數十年女性主義研究及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蓬勃發展,東西方皆產生以解構父權中心秩序為要旨,揭示女性長久以來失語狀態的“女性主義文學”。

等等,我用了“東西方”這個詞組。哪裡是東方?哪裡是西方?誰在東方?誰在西方?現今流動遷移便易,或因戰亂,或因政治壓迫,或因跨國異族通婚,或因經濟富裕。單單就地理位置劃分女性文學,無法了斷交織其中的千絲萬縷,尤其當女性文學作品涉及國族認同問題。在許多現當代女性文學作品中,父權體制下建構的國族身份,有了另一番想像,或是遭受質疑。

譬如,朗達•婕拉爾(Randa Jarrar)的長篇小說《帶走月亮的女孩》(A Map of Home),敘述者妮達莉在美國出生,在科威特度過童年,而後因伊拉克侵略科威特,舉家遷至埃及,再遷至美國。妮達莉的父親是巴勒斯坦人,母親是半個埃及人、半個希腊人。三人持有不同國籍的護照。

《帶走月亮的女孩》其實帶有自傳成分,妮達莉就是朗達•婕拉爾本身。當然朗達•婕拉爾並非意圖讓讀者判定妮達莉究竟是什麼人。流動的家園,混血的身份,反復質疑的國族認同,正是小說的意旨。與我們熟悉的民族“使命”——“追求落地生根”不同,小說裡提及:“爸爸說,遷徙是巴勒斯坦人天性的一部分。‘我們的人民把家鄉帶在靈魂裡一起遷徙’,晚上爸爸哄我睡覺就跟我說這些,這是我三、四歲時的床邊故事。‘你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,但是一定要把家鄉放在心裡。’”

然而,妮達莉抗拒這種流動,因為她得一再適應新環境、新身份,而不同環境裡,程度有異的性別和種族歧視也困擾她。此外,父親就民族習俗和宗教教義來限制她女兒身的行動和思想,也是小說中一再冒現的衝突。

又譬如,桑德拉•希斯內羅絲(Sandra Cisneros)的詩體小說《芒果街上的小屋》(The House on Mango Street),書寫美國墨西哥裔在移民社區芒果街生活的故事。埃斯佩朗莎,一個不願被歸屬為芒果街人的女孩,卻永遠像征族人的希望(埃斯佩朗莎Esperanza,西班牙語,希望之意),永遠是芒果街的人,不能忘記自己是誰。

埃斯佩朗莎想離開芒果街,可她心裡清楚:“離開是為了回來。為了那些我留在身後的人。為了那些無法出去的人。”她的少女朋友們都期望變漂亮,以得到有錢男人的注意,與他結婚,改變生活,改變命運。“可我決定不要長大變成像別人那麼溫順的樣子,把脖子擱在門檻上等待甜蜜的枷鏈。”埃斯佩朗莎說。

貧困的少數族裔,在少數族裔中受父權鉗制的女性,雙重弱勢,生存之痛苦在桑德拉•希斯內羅絲的詩意文字中變得夢幻,卻是殘酷的真實。

《帶走月亮的女孩》和《芒果街上的小屋》皆以少女為敘述者,她們用未成年的眼睛,眺望想像的、被長輩建構的國族世界。她們都渴求自由,就像帶著月亮出走,帶著夢想和愛,追尋自己的立足之地。然而月亮總在遠處,總是只能看見月亮的這一面。出走的路程好長。

 

刊於《普門》雜誌第157期,2013年2月

Article written by moontree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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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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