解讀蘇童：第二章　小說世界的性別意識形態與認同

 虚构的性别错位世界

@ 刘艺婉

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

中国语言文学专业．2007

   

第二章　小说世界的性别意识形态与认同

 

传统性别意识形态给予两性对立的性别角色和刻板形象：男性为主，女性为从；男性为强，女性为弱；男性主动，女性被动。性别意识形态对小说叙事的人物塑造有直接的影响。往往男性所自喻和认同的并不是女性的性别，而是父权社会为女性所规定的职能，女性真实的性别内涵则被剔除[1]。因此，书写者在叙事中投注的性别意识形态就显得极为关键。书写者对某一性别的认同，其实就是对此一性别的建构，性别认同即性别主体身份的建构。

 

第一节　男性视角与女性主体

 

女性作为父权社会的第二性，在漫长的历史中一直是被观看、被书写的客体。这被观看的客体不只是女人的身体，还包含文化、语言、历史和视觉形象的象征。关于女性书写与女性主体，台湾女性主义研究者张小虹指出：

 

女人的身体被写、被说、被画、被讨论，故无所不在，但女人做为论述与观看的客体时，她主体性的欲望却又是全然匮乏、全盘否定的。只有当女人也写、也说、也画、也谈论自己的身体，女人身体才有可能在传统“神圣”与“罪恶”的二极撕扯中重生，在偷窥、恋物诸多男性癖好中解放，女人第一次在公众的舞台上争取对自己身体的诠释权，与传统父权阐释逻辑交相竞逐。[2]

 

法国存在主义者尚-保罗·萨特（Jean-Paul Sartre）在《存在与虚无》里论及观看者与被观看者之间的关系：由于察觉到他人的存在，一个人同时发现了自己的存在。当一个人的视觉范围内没有他人存在，他会以自己为中心；一旦有人进入他的视线，并且看着他，那么他的世界原来的秩序就会瓦解、扰乱，他的世界便被他人占有，他也成为不自由的主体、一个被观看的对象，而不再是该范围的中心。为了重新得到自己的主体性，重新肯定自己，这个人必须反客为主，将他人对象化，通过观看他人来瓦解、扰乱他人的世界。如此这般，人际关系便是在观看他人与被他人观看、镇压他人与被他人镇压之间往复[3]。

这个有关主客体关系的概念套用到文学上，便是叙述者与被叙述者的关系，而长久以来，叙述者的位子都遭男作家，或明确地说，遭父权思想占去，被叙述者则是长期被观看的、被想象的女性。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兼小说家伊莲娜·西苏在著名的文章《美杜莎的笑》（“The Laugh of the Medusa”）[4]里呼吁女性卸下父权的枷锁，别再当被男性凝视的客体，应该要寻回女性自身的主宰权，不顾一切传统条规，自在地书写自我、书写女人，将长期被压制的、被扭曲的阴性特质释放出来。伊莲娜·西苏也提出“阴性书写”（feminine writing）的概念，作家不分生理性别，都可以书写带有阴性特质的作品，因为伊莲娜·西苏相信所有人的内在本性应当是双性（bisexual）的。《美杜莎的笑》的书写风格正是“阴性书写”的具体表现：跳跃的、流动的、非线性的、非逻辑的，没有悲情，像美杜莎那样又叫、又跳、又歌、又舞[5]。

长期以来，中国江南水乡特有的灵秀之美熏陶了许多江苏作家，包括苏童；江苏作家也偏好以女性观点来视察世界，这一点可说是与当地地域文化相结合的。有人认为，苏童笔下的女性世界因此充满诗意，“阴柔的氛围下女性的阴柔美令人难忘”[6]，也有人指出“苏童小说中的美感和诗意，以及冷酷和荒谬都是源于他对女性的两面的理解和描写”[7]。

然而，苏童的小说叙事却不能因此归类为“阴性书写”。所谓阴柔的、“泛女性化”的视角，不一定是从女性主体出发，男性作家的女性视角很有可能是男性思维的自我投射。所谓的阴柔之美，其实乃符合父权文化的审美观念，或如伊莲娜·西苏所言，这种女性的阴柔美是长期被凝视及扭曲的阴性特质。

苏童表示，他从来不刻意观察女性，他对女性的印象都来自他十八岁以前的苏州街道生活，他一再地重复利用这些印象，因此其作品中的女性都来自市井小巷；他坦言没写过知识女性，因为当时他生活的地方很少出现这类型的人[8]。虽然苏童自认只有四篇作品专门写女性，即《妻妾成群》、《红粉》、《妇女生活》和《另一种妇女生活》[9]，但是他有许多小说的主角都是女性。苏童透过他的男性之眼看女性世界，呈现的仍然是男性视角下的、被观看的女性。

王林海和王毓从文学语言分析苏童小说《妻妾成群》的性别意识和文化内涵，并且指出：

 

尽管他尽量采用中性叙事的姿态，具有强烈的文化性别关怀意识，但他所塑造的依然是他作为男性观念上的女性形象和生存意识，他依然用男性的角度来审视女性在文化局限下的性别心理，这样女性成为男性眼中的女性，女性意识成为男性思维中的女性意识，这是他男性身份所不可避免的问题。[10]

 

第二节　性别错位与认同

 

中国传统社会受到二元对立父权意识形态的支配，两性的社会地位和性别角色也因此受到宰制。男性作家以女性身份发声时，他们的思想会受本身父权文化的优越感影响，“使得他们习惯于按照自己的想象去营造心中的女性世界，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有时就如木偶一般随他们的臆想被任意支配，因而大多是歪曲的、不正常的”[11]，这是因为他们对女性人物缺乏性别认同的意识。

苏童在他的部分小说叙事中，也明显地把女性当作他者（Other）处理。尤其是他在女性人物外貌方面的描述，体现出他“作为男性作家对女性在自我意识方面的某种潜在的排斥，女性的存在与焦点都集结在男性的思维结构和漩涡之中”[12]。

苏童也承认，他写女性小说时，他是作为一个作者在那里，与小说人物区分得很清楚；写男孩成长小说时，却常常感到混乱，分不清是他自己在那里，还是作家苏童在那里[13]。我们或许可以从苏童的这番自白推敲出两个讯息：一、在他的抒情化女性小说叙事背后，其实是清醒且理性的思考运作，确实不是伊莲娜·西苏所提倡的“阴性书写”；二、他没有完全投入其笔下的女性性别角色，他的男性性别意识让他无法转换性别并投入其中。

苏童对于自己书写女性人物时所关注的角度和问题，提出以下解说：

 

男性的权力在很多时候占据着主导的地位，而我的作品中女性是处于弱势的一方，她们受到了伤害。如果要问，到底是什么损害了她们，就可以说是男权社会、国家机器或者传统的文化。然而，大家在讨论这个问题时，常常忽略了女性对自身的损害，在很多时候她们会有作茧自缚的选择……我们一直觉得是封建礼教、男权主义压迫着女性，但女性自身的问题（或者说是弱点）怎样导致了自己的悲剧，这是我所感兴趣的问题。我认为，关照女性在小说中的功能时，我要突显她作为女人本身的这个问题，这是文学应该关注的问题。[14]

 

由此可知，苏童虽然同情女性的处境，并且尝试寻找及凸显女性的主体性，但这并不表示他对女性持有性别认同的意识。从苏童的大部分小说作品来看，他塑造的女性形象似乎只不过是可供归类的几个“群像”，与一般父权意识文学作品呈现的女性刻板印象相似。或如前面所引的王林海和王毓的意见，“他依然用男性的角度来审视女性在文化局限下的性别心理”。苏童笔下看似性别错位的世界，其实是虚构的、以男性意识形态投注的世界。